“水门事件”的告密者在安享33年的宁静生活后，不久前向公众亮明身份：“我就是‘深喉’。”当年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引用了知名色情电影的片名——“深喉”作为告密者的化名，接触过“深喉”的记者曾发誓，除非获得“深喉”同意或者“深喉”死亡，否则他绝不会说出这个天大的秘密。
而与此同时，一些中国举报人却辗转于各部门，为自己安宁和安全的生活四处奔波。
“我只想回到普通人的日子，过普通人的生活。”日前，审计大案——“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假核销案”的举报者、交行锦州分行工作人员鲍宇在辽宁锦州抛头露面，通过媒体呼救。他说，举报后他不断受到恐吓、威胁和骚扰。
去年6月，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披露：2000年至2002年，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、古塔区和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，用伪造的法律文书核销“不良”贷款2.21亿元。“新中国罕见”的“银法造假案”大白于天下。
7月1日，这起因鲍宇等人的举报而引出的审计大案，终于有了结果：交行锦州分行原行长曹营、原风险处处长陈绘、原风险处副处长张军均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。曹营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1年；陈绘和张军各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3年。
“众所周知，‘缓刑’就是不用入狱，他们还自由自在地出没着。”得知判决结果后，鲍宇以低沉的语气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不走，我们将永无宁日！”
那个惊悚的傍晚
2003年11月11日，初冬的锦州，傍晚6时，天已全黑。鲍宇刚送儿子去英语课外辅导班上课回来，手里拎着几瓶酸奶。快到单元门时，4名男子突然向他包抄过来。“当时我下意识地大喊一声‘不好’，撒腿就跑。”
想到中午上网看到的那篇小文：如遇抢劫尽量跑到有亮光的地方，最好是找墙角蹲下，用两面墙作为掩护，把前胸和头用手护住……鲍宇当即向有路灯的墙角跑去。
很快，4名袭击者追上他，其中3人用钝器猛击他的头部，一人用刀扎他的大腿和臀部。
“我当时戴着皮手套，使劲用手护着头和前胸，还胡乱挥舞着奶瓶，嘴里大喊‘打人了，打人了’。”鲍宇指着受伤的部位说，“我脑袋被砸得梆梆响，还听见有人说‘扎死你，扎死你’。”
此时，鲍宇的妻子在4楼阳台上正好看到丈夫被袭。这位平日温文尔雅的中学教师当即提起菜刀，穿着拖鞋冲下楼来。4个袭击者迅速逃走了。
事后，法医为鲍宇作出如下伤情鉴定：头面部、左颧骨大面皮擦伤，左臀部及左下肢分别有1.5厘米、1.0厘米、0.7厘米、0.1厘米4处伤口，深度分别为4.0厘米和3.0厘米，斜行插入。
经公安机关查明，是交行锦州分行司机张国辉（后以打击报复证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）雇人袭击鲍宇。鲍宇说，在锦州分行，张国辉是个身份特殊的人。他是已被判刑的原行长曹营的司机；曹营调到大连分行后，张国辉常年不上班，工资奖金照拿。
从那以后，鲍宇便不再让儿子独自出门——上下学都和同学一起走，回家后也不在户外玩耍；凡到寒暑假，哪怕是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这样的短假，他也把孩子送到外地亲戚家。
鲍宇自己还总结出一套“反跟踪法”。他说，打那以后他骑车从来都是逆行，而且走路一步三回头。“有朋友说我现在像小偷，贼头贼脑的。”
他说，至今他还经常接到恐吓和骚扰电话，最多时一天接到6个。电话里的人要么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不要命了，难道也不要你儿子和老婆的脑袋了吗？”要么夜里电话5分钟响一次，对方不出声。每次接到恐吓和骚扰电话，来电显示上就出现几个“1”，看不出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。
“生活完全被改变了。”面对笔者，鲍宇双手抱头使劲地摇。
“烂苹果”的处境
“改变”是从2002年开始的。当年8月15日，鲍宇被任命为交行锦州分行风险处诉讼科科长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觉得“该我这个科长知道的事，老有人遮遮掩掩不让我知道；该我这个科长管的事，也常常有人拦住不让管”。
鲍宇说，这年9月，锦州变压器厂财务负责人找到他，说银行已经把该厂抵押贷款的门市房拍卖还贷，要求给个手续。
鲍宇认为这事正该他负责，可自己却从未听说过，翻遍档案也没找到相关资料，更看不到卖房的收入记录。于是，鲍宇将此事汇报给风险处处长赵东明和副处长王绍文，得到的答复却都是“这事你不用管了”（赵东明因贪污、挪用公款于去年6月被判刑）。
此后，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几起。鲍宇总是“不知趣”地把问题反映到处里，甚至还反映到分行党委。和鲍宇一同举报“交行锦州分行假核销案”的同事董航、刘某，也与风险处领导有类似的摩擦。鲍宇一再强调，这两位同事也都遭到过打击报复，特别是刘某为女同志，自举报以来一直心情沉重，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。
鲍宇说，和领导摩擦后，他们3个便经常被“穿小鞋”。一;些做了很长时间工作有望追回贷款的客户不断被抽走，可任务量却层层加码。“实在没法干了。”2003年1月，鲍宇不得不要求调离诉讼科，转到处里的清收处置科工作。
在清收处置科，鲍宇发现了更多问题。2003年6月，鲍宇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写成《关于抵贷
资产情况的反映》，交到分行党委。鲍宇说，很快，风险处副处长张军便找他做工作，内容有三：一是你的目标错了；二是此事到此为止；三是今后处里会为你安排得很好。鲍宇说他当时表示，“只想把本职工作搞清楚”。
“这回彻底把他们惹怒了。”鲍宇回忆道，当年8月22日下午，风险处员工被召集开会。会上，一位副行长宣布：风险处缩编，让大家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离开。投票结果是9个人被“选举”离开风险处，其中鲍宇、董航、刘某分别以前三名高票“当选”。
笔者在审计署网站上看到题为《交行锦州分行锦州中级法院联手作假——2亿元贷款核呆作假案审计始末》一文，对于鲍宇等人被“选举”缩编的情况有如下叙述：
审计人员检查了风险处计算机硬盘上的所有资料，只发现了一份《建议风险处人员缩编的报告》，其他作假痕迹已经荡然无存。这份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风险处大多数同志能挺身而上，继续战斗。但有极少数人惊慌、颓唐，甚至退却放弃。更有甚者，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别有用心，大含杀机，私下搞整人的资料，写匿名信，打小报告。他们断章取义，无中生有，诬陷好人，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，不仅耽误本职工作而且极大破坏了我处的正常工作秩序，更严重的是这种恶劣行为干扰了分行党委的日常工作，损害了锦州交行的整体利益。我们交行人坚决不能答应和容忍！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，若不及时清理掉，则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。”报告中提到的所谓几个“烂苹果”显然就是指几个举报人。
异地安置的梦何日能圆
“反也是死，不反也是死。”面对“烂苹果”的处境，鲍宇向同伴讲出这样一句话。
2003年8月24日晚，鲍宇、董航和刘某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。他们决定到交通银行总行去举报锦州分行的违法行为。
“当我们知道大连分行已经了解了我们举报的当天，也就是8月28日，就向国家审计署和中国银监会电话举报了。8月31日，我们又向审计署沈阳特派办实名举报。沈阳专项审计组9月3日进驻锦州分行开始审计，11月结束。这期间，我们举报人和审计人员都经常被盯梢和跟踪。为此，审计人员每次找我们谈话都要换地点，好像地下接头。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危险，审计结束的头一天，也就是11月11日，我遇刺了。”
2004年11月26日，交行总行监察室董主任和沈阳分行监察室找鲍宇他们3人谈了话。“对我们3人的决定是：一、回锦州分行风险处上班；二、补发2003年9月到2004年2月的工资；三、经辽宁省纪委、省政法委查实，你们举报属实。”
去年12月中旬，行里给他们补齐了停发的工资、奖金，加上报销往返北京、上海、沈阳等地的费用，共计3万多元。今年5月，行里又给鲍宇报销了遇刺的医药费，补偿了遇刺时损坏的手机、眼镜、衣服的费用，共计5000多元。
但鲍宇等人提出的异地安置要求却一直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。
鲍宇说：“只有改名换姓，到一个生地方重新开始生活，才能使家人真正远离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。”交行总行曾提出，把他安置在沈阳或者东三省内的一个城市，他拒绝了，因为“东三省声气相通，很难做到不为人知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”。
鲍宇提出要去北京，“因为北京是首都，安全系数大；另外，北京是一个外来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，改名更姓后不会引起注意”。之所以不选择偏远地区，鲍宇说，他们为国家挽回了2亿多元经济损失，不应被发配；而且，“异地安置后的工作、生活状况应与现在相当”。
今年5月19日，鲍宇等人在和交通银行就异地安置的地点很难达成一致的情况下，向国家审计署提出信访听证的要求，要求国家审计署依照信访条例举行信访听证会，就异地安置等问题进行听证。
次日，鲍宇等人收到了审计署举报中心的回复。回复说：“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对于交行锦州分行造假核销一案，我署已有明确意见，交行总行及其他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做了处理，对你们的举报行为亦有肯定和奖励；对于你们提出的异地安置问题，总行也有明确意见，我们认为，你们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已得到解决。”
“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我从未拿到任何经济奖励。”鲍宇还提出疑问，“让被举报单位解决举报人的问题是否显得可笑？”
关于鲍宇的异地安置问题，交行总行监察室主任董育渝在电话里告诉笔者，3个举报人要求去北京，但举报人的配偶中有一人是锦州市重点中学的老师，还有一人是买断工龄的工人。即使交行在系统内安排鲍宇他们在北京工作，又如何安排其配偶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教？如何安置一个买断工龄的工人？毕竟，交行只是一家企业。
这位负责人还说，鲍宇目前在锦州市中心有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，这与北京市中心同等面积房子的价格是没法比的，即使是沈阳，房价也比锦州高得多，这笔费用如何解决？
“在我国证人（举报人）保护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，举报成本到底该由谁来支付？难道就该由我们举报人承担吗？我们又怎么承担得起呢？”鲍宇说，其实，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，是他们和家人最大的愿望。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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